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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當代大學生如何走出群體性孤獨



          1.個人主義和競爭心態正在削弱集體記憶

          20歲左右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如果在這個時期進入大學,那絕對是件再美好不過的事了。正值精力旺盛、思想活躍、熱衷交際的年紀,大學生理應在校園中度過充滿共同經驗的美好生活,而這些也將成為他們畢業后難以忘卻又彌足珍貴的集體記憶。然而,一個令人擔心的現象是,新時代的大學生正以多元、個性、自由等消解著群體經驗,進而使大學生的集體記憶呈現代際衰減。

          群體經驗產生于集體活動。雖然現在大學低年級學生的集體活動參與度和自主性比較高,大多數同學愿意服從組織安排,有些學生在集體活動中也投入了很大的熱情,但是,隨著年級的升高,集體活動就很難開展了。以學院、專業、班級等為單位的正式學生組織仍會按例開展集體活動,但其中有不少活動是以集體評優評先為目的,拍照留痕、寫新聞稿是重要目標,學生往往持有“被迫參加”的心態,活動本身趨于松散化以致流于形式。二三人的小圈子成為不少大學生基本的人際網絡,無論是完成課程作業、聽取學術講座,還是參加學生活動、吃飯逛街,學生身邊往往是固定的交往對象。很多同學也參加協會、學會等非正式學生組織,但真正融入者不多,歸屬感、獲得感不強,功利化的獲取“第二課堂”或綜合評定分數成為重要動力。

          大學生集體記憶的衰減,有深刻的時代根源。

          多元化是當今社會的基本特征,人們對待多樣的價值觀、認知觀念、生活方式、行為習慣等持有越來越包容的態度,獨身主義、死宅、佛系、啃老等都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同。在強調人文關懷和個人價值的思想下,人們對于異于他人的自己也越來越悅納,“我就是我”“為自己而活”成為一種正當合理的立場。這種多元化的深入發展必然導致社會有機體的分化,呈現出個體化、原子化的跡象,單人火鍋、單人電影、單人旅行等成為時尚。有人或許會說,這只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社會形態,中國社會不至于如此。畢竟,多元化、個體化與以輩分差序格局為特征的宗族模式相悖,也與注重集體主義的組織原則不符。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社會也出現了個體化傾向。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一書中,閻云翔教授分析了當代中國社會制度和文化的深刻變革,發現一些人正成為具有強烈個人意識甚至是個體主義的群體,開始變得以自我為中心,討厭集體紀律。而網絡技術的發展,更加劇了這種人與人的疏離。雪莉·特克爾在《群體性孤獨》一書中指出,我們越來越多地花費時間與技術在一起,卻吝嗇把時間分給現實生活中的人。作為使用網絡技術主流群體的大學生,在網絡世界待得更久,而這必然減少其參與校園集體生活、創造共同經驗的機會。

          大學生集體記憶的衰減,也有重要的教育原因。

          今日的中國大學與二十年前已有很大的差別,與四五十年前更是迥異。今日的大學,校園更大了,學生更多了,學生的構成也更為復雜了,凝聚力自然與精英教育時代的學生群體不同。另外,原來大學是學年制,而現在則是學分制,選修、轉專業都成為常態。更為不同的是,如今的人們對教育的追求也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美國學者安東尼·克龍曼在《教育的終結:大學何以放棄了對人生意義的追求》一書中指出,教授學生獲取人生的意義曾是美國大學的重要目標,如今關于“人為什么而活”的問題卻從大學的教育主題中消失了。教育不再給學生樹立統一的人生目標,各種思想訴求價值被同等對待,“共同利益”和社會美德讓位于個體甚至被忽視。取而代之的,是對于“拔尖”的追求,而“拔尖”是空洞的,僅指在一定的序列中處于頂端。因此,也有美國學者批評大學存在追求“失去靈魂的卓越”的風險。

          雖然中國大學正在踐行立德樹人的根本目標,但大學及校園內的師生也在逐漸陷入內卷化的困境:一些大學追求排行榜的高位次,部分教師努力躋身“高被引作者圈”,不少學生以“績點為王”。在這種錦標賽式消耗的背后,多是“唯論文”“唯分數”“唯帽子”的沖動,真正的教育與發展被弱化了。缺乏內在的統一性,使個人主義和競爭心態滋長,定會削弱集體記憶的基礎。

          2.創設教育情境,累積共同經驗

          越是多元化的時代,越是需要共處、共情、共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所言,“和羹之美,在于合異”“單則易折,眾則難摧”。在實現多元化時代的和合共生方面,教育大有可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日發布了《學會融入世界:為了未來生存的教育》,提出七個教育宣言以勾勒2050年及以后的教育,其中之一便是要培養樂于助人、善解人意的人際關系,讓個人主義的自我文化成為過去。作為未來社會領導者的大學生,更需在校園里就通過集體活動獲取共同經驗和領導力。

          在多元化時代,可以從四個方面構建大學生的共同經驗和集體記憶。

          一是講好大學歷史故事。著名的大學往往深諳此道:北京大學有李大釗的故事,清華大學有陳寅恪的傳奇,普林斯頓大學有約翰·納什的幽靈,哈佛大學則樹起了“三謊雕像”……歷史之于大學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一所大學理念與品味的形成、聲望與水平的提升,無不與其歷史密切關聯。正因如此,每所大學都非常重視搜集與整理校史檔案。校史建設很重要,但不能僅停留在枯燥刻板的檔案層面,大學要進一步挖掘校史資源,豐富表現形式。大學的歷史不應只是展覽室里的老舊相片、冰冷文字,還應有鮮活故事和美麗傳說。講好故事,能更好地提升大學的知名度,一些大學故事或傳說在口耳相傳中為人們所熟知,人們在這些大學與其故事傳奇間建立起“條件反射”般的聯系;講好故事,更能增強師生的集體認同感與向心力,并在一代又一代學生中傳承集體記憶,留下共同印記。大學的故事和傳說,可以讓一所大學在綿延的歷史中“活”起來,讓大學精神文化得到創造性的轉化,并真切地浸潤學生靈魂。

          二是塑造大學“當紅明星”。大學故事賦予了大學歷史感,為構建大學生共同記憶提供了歷史之維,但大學更在于現實之中,需要“即時感”。大學故事往往產生于特定的時代,難免有些縹緲,身邊的杰出人物可以以自身真實的經歷來更有力地喚醒學生的共同意識。以大學校長、名師、學生明星等為依托,可形成大學生關于校園人物的共同記憶——追隨大學時代的“校園偶像”。無論哪個時代,大學生都是一群熱愛追星的群體,由于自我意識、個體主義的增強,加之傳媒力量的擴大,當代大學生在“追星”方面更顯瘋狂,一些大學生甚至被“飯圈文化”所俘獲,成為消費主義的俘虜和明星流量的“殉道者”。其實,追星是年輕人一種向上向善的原始沖動,若加以引導,使其對象、形式、程度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對大學生的成長是很有利的。作為身邊的榜樣,大學校園中的明星、英雄與廣大學生間有著天然的“近親”關系,其一言一行會對學生共同記憶的鑄就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們應更有意識地塑造和大力度地宣傳他們。

          三是創造新型學生共同體。由于選修制、彈性學制以及非傳統學生數量的增加等,在當今的大學之中,以專業為單位的班級這一科層建制的作用大幅削弱,成了趨于消解的松散組織,但多數情況下,班級又要承擔“義務性”“強制性”的工作,這正是大學生集體活動形式化的根源所在。當前境遇下,班級的式微似乎已不可避免,強行以各種活動加強班級的存在感可能適得其反,這是不可取的。在班級作用弱化之余,必須通過創設新的組織給予學生歸屬感、群體經驗和集體記憶,否則多數學生會轉而在網絡世界消磨大量時光,相繼陷入無邊的孤獨感——有眾多的研究發現,孤獨感和網絡使用頻率及投入度呈現正相關。當前可以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提供更多機會和平臺,使學生真正參與其中。例如,以社會實踐、創新創業、科教協同育人平臺和項目,吸納大量(而非個別)學生參與,形成充滿活力、積極向上的共同體。

          四是創設良好的教育氛圍。涂又光先生曾提出著名的“泡菜理論”,講的是泡菜的味道取決于泡湯,校園環境好比泡菜湯,它深刻影響著浸泡于其中的學生。劉獻君教授更是直接地指出“辦大學就是辦一個氛圍”。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創設大學氛圍。第一,舉辦大學層面持久的文化活動。由于班級弱化,大學需要強化組織的力量,開展健康向上、格調高雅的高質量校園活動,讓學生自覺自愿參與其中,從而達到潤物無聲的作用,而且一些活動,要持續舉辦,形成傳統和集體記憶。第二,增強校園生活的儀式感。在大學生活的重要節點,要注重儀式。集體儀式作為一種外在力量,通過各種象征標記而得以顯現。象征標記往往有著深刻的歷史記憶,通過集體儀式,可以綿延和迭代群體記憶和組織認同。第三,打造一些網紅打卡地,形塑學生的群體記憶和共同情感,如紅楓大道、涂鴉墻,強化學生對校園美的共同體驗。

          (作者:吳洪富,系河南大學現代教育研究所教授)

          文章刊登在《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9日15版),文章鏈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1-02/09/nw.D110000gmrb_20210209_1-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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